寒门学子的清华一年
8月27日上午，清华大学启动新生军训，机械工程系最小新生、13岁的范书恺格外显眼，他就是通过“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”进入清华的。
“你知道农村孩子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”接受采访时，这个身高一米八、皮肤黝黑的男生突然问道。
“是自卑。”他自问自答。说完这几个字，杨弘毅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再抬起头时，满脸泪水。
3年前，18岁的杨弘毅读高二。那年的国庆节，他的母校——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唯一一所高中，选拔了30名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到北京，游清华、爬长城，杨弘毅是其中之一。
第一次来北京，杨弘毅感觉挺兴奋，但对于考清华大学这件事，他那时“连想都不敢想”.
确实，近年来，寒门学子上名牌大学的几率越来越小。有研究表明，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跌至一成多，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%.
为扭转这一状况，2012年3月，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《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，决定自2012年起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每年专门安排1万名左右招生计划，以本科一批高校为主，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源。该计划旨在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
2013年，这一计划招生人数增至3万名。
杨弘毅正是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入了清华。2012年，跟杨弘毅一样，通过该计划进入清华的贫困地区考生一共30人。这一年，清华大学自己也推出了“自强计划”,跟中国人民大学的“圆梦计划”一样，该计划面向的是“长期学习、生活在农村地区、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，且自强不息、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”.该计划2012年共录取29人。2013年，通过“专项计划”和“自强计划”进入清华的贫困地区学生达到76人。
清华大学招生办向中国青年报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，目前，这些寒门学子有不少分布在水利工程系、化学系、机械工程系、生物医学工程系、工业工程系等农村地区紧缺的专业人才领域。
然而，种种状况表明，这群学生在融入着名大学的过程中，遭遇了种种难题。尽管，为了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学校，顺利学习和生活，各大高校都出台了多项帮扶政策，如清华北大的“双导师”制、与知名校友“结对子”等，但是，一些现实问题仍在困扰着他们。这也表明，事关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，每一个环节都值得重视。
差距
“在我之前，我们高中十年没出过上清华的学生了。”杨弘毅坐在清华大学最大食堂的一个角落里，局促而迅速地吃着午饭，“我一会儿还有课，暑假小学期的专业课，很难”.
1992年，杨弘毅出生在黄土高原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村庄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家里3个男孩，杨弘毅最小。一年一季种在20亩梯田上的玉米，是家庭收入最主要的来源。杨弘毅的母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，父亲念到初中毕业就没再继续念下去。
而现在，杨弘毅的3个室友都来自省会城市，其中一个有生物奥赛加分，一个是体育特长生。他的经历，在室友们看来不可想象。
不像城市里的小学，他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，一到六年级的20个学生全挤在这间教室里上课。唯一的老师给其中一个年级讲课时，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。
上到小学三年级，杨弘毅觉得村小实在太差了，想转到县里的学校，但没有小学愿意接收，觉得他会拖班级的后腿。后来，一个在县城中学当会计的亲戚帮了忙，“硬把我说进去了”.
县城的教育经历让他很压抑，“基础差，拼音念不准，语文老师都笑话我”.
2012年6月，复读了一年的杨弘毅再次参加高考。报志愿时，班主任向他推荐了“专项计划”.
“这个计划，当时在我们省只招一个专业的学生，就算录不上也不影响第一志愿，我就报了。”结果，杨弘毅以低于清华大学在该省录取分数线30分的成绩，成为该省当年唯一通过这个计划进入清华园的学生。
回想起来，杨弘毅已很难记起刚来清华时的兴奋。他印象深刻的，是在清华上的第一节专业课，紧张而不知所措。
“一上课，没听懂，心里很紧张，感觉周围人好像都能跟上。”课下，他按老师的讲义恶补，仍然收效不大。此后，就跟“条件反射一般”,他一上课就紧张，越紧张，越听不懂。
除了课堂上的自我施压，与同学的比较也让这个昔日的好学生“压力山大”.
谈到和其他人的学习差距，杨弘毅停下手中的筷子，眉头紧锁：“我真觉得自己悟性不够，智商低。我课后做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来的题目，很多人课上就做完了。”
学习的压力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去了校医院，拿回来一张“强迫症”的诊断书，“断断续续吃了两个月的药”.
同样感觉学业受挫的，还有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温发琥。他是清华大学首批“自强计划”选拔出的29人之一。
温发琥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母在镇上摆摊卖水果，“勉强维持生活”.高考那年，清华在甘肃理科的录取线是658分，他考了625分。借助“自强计划”的选拔，温发琥进入了清华。这在他的中学是件大事，因为该中学也已经十年没出过考上清华的学生了。
但这种荣耀很快就被学业压力盖过。2012年11月，第一次期中考试，温发琥的几门功课分数都在70分左右，颇感心情不顺的他，在网络上感叹道：“我真想知道，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个地方。”
被英语系录取的张辉也是如此，他入学后“很头大”:“我当时没想到会被调剂到英语系，第一志愿报的是法学院，没录上。”
高考前两个月，张辉得知自己通过了清华大学“自强计划”的选拔，满足高考总分降60分录取的条件。让张辉头疼的是，英语并非自己的强项，而同班同学多为大城市重点外国语学校保送或考入的学生，“听力和口语基础都比我好太多，我感觉很难追上他们，努力之后成绩也还是居中下游，大一整个学年都挺消沉的”.
苦恼
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，杨弘毅只有在家乡才能感觉到家乡人对这一身份的“骄傲与尊重”.
但清华园的生活跟他原来预想的不一样。没来清华前，杨弘毅憧憬的大学生活轻松而又丰富多彩，“除了学习，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”,他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，也期待遇到一个“质朴、善良”的女孩，在校园谈一场恋爱。
然而，过去的一年，他的校园生活既简单又辛苦。除了偶尔踢场球，他的其他课余时间都用来上自习，“补差距”.
总结在清华的第一年，他觉得“比高三还要辛苦”.
他用足球场上的释放来帮自己减压——与一帮不认识的人踢球，“出一身汗，回去冲个澡，感觉特别好”.
大一上学期，杨弘毅加入了系里的足球队，但队里“很多学长踢得太好了”,他还一直没获得上场的机会。
周末时，他偶尔会和原来的好哥们儿网上聊天。高中同学中，和他一样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入名校的有4个，“分别去了浙大、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和哈工大，学习这块儿，我也和他们交流过，都感觉压力很大、很吃力”.
心里不好受时，杨弘毅找到心理老师求助，老师让他“换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多想一想自己的优点”.
杨弘毅对此更茫然，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。
与杨弘毅同专业的赵齐峰，也是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清华的，境况更不容乐观。他因为跟不上所在专业的学习进度，曾多次向招生办提出转系申请，但专项生招生计划规定，“专项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，不转专业”.
赵齐峰的同学透露，他在大一第一学期挂科两门的情况下，开始消极厌学，“每天读小说，写写诗，挺逃避现实的”.
张辉的苦恼，则在于心事无人倾诉。张辉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，“一年到头，就过年时回家几天”.他高考时，父母也不在身边。现在每周一次的“亲情通话”,话题多围绕“身体上的嘱咐和关心”,往往说不到10分钟，电话就挂了，有心里话也没法说。
据了解，上述问题在“专项计划”和“自强计划”进来的生源中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前景
事实上，杨弘毅们也在努力融入学校。
虽然学习吃力，但从小勤奋的杨弘毅并没有泄气，“大一时，我成绩中下游，压力很大。这学期已经上升到中游了”.
2013年暑假，杨弘毅修了一门专业课。虽然学得挺辛苦，但结课考试，他感觉“发挥得还不错”.此外，社会工作能力和绿茵场上的球技也“越来越好”.
但想到接下来3年的大学生活，他还是会焦虑：“感觉和别人差距挺大的，还是希望能有人指导一下。”
虽然他自己觉得没啥优点，但室友们不这么认为。在他们眼中，这个寝室唯一的专项生性格外向，待人格外憨厚、善良。
“他总能遇到一些奇葩经历。”室友王勇说起杨弘毅的清华一年，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他对待“求助者”的宽容和单纯。
“有次晚自习，一个陌生女孩在教学楼里叫住杨弘毅。她说在清华复习考研，没地儿住，没处洗衣服，递过来一包衣服，问他能不能帮忙洗。”室友彭飞说，他没想到的是，杨弘毅接过了对方的衣服，还借给了她130块钱。
后来，女孩取走了杨弘毅帮忙洗好的衣服，却一直没还上借走的钱。尽管室友们一致认为“肯定遇到骗子了”,但杨弘毅想了想说，再遇到类似情况，“还是不好意思拒绝”.
其实，杨弘毅手头并不宽裕。提到对“专项计划”的建议，他说希望能减免学费。但他又补充道，学校现在给的已经不少了，“我觉得已经足够了”.
对于“自强计划”生源，除了最高60分的降分录取优惠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还为每名同学一次性提供1万元的资助。“专项计划”在招生中虽然强调“专项生与其他学生同等享受奖助学金政策”,但入学后，并不会为这些学生提供统一的学费减免，只有毕业后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的专项生，才能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。
“感觉自己经济上挺寒碜的，和同学出去，什么也不敢买。”在清华的第一年，杨弘毅每月花费700元左右，其中约500元用于吃饭。
现在，温发琥和张辉受益于清华大学“自强计划”的后续培养措施——“双导师”制，即一名所在院系专业老师辅导学生的课程学习，一名所在院系毕业的成功校友“一对一”指导该生的个人发展。
与张辉结对子的校友也是“苦出身”.每个月，这个校友都会抽出机会和他聊一个多小时，“他会跟我说他读书时的一些感受，告诉我，很多问题他当年也遇到过，让我慢慢来”.
温发琥在学校图书馆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，“一小时挣17块钱，一周差不多能拿到100块。”这个自称性格“像哈姆雷特一样纠结”的男生，通过这份工作认识了很多人，“在清华的这一年，我觉得自己总归是成长了。要是一年前，我可能都不会接受采访，不会和你说这么多。”
对于赵齐峰，清华大学招生办了解到他的诉求后，及时将情况反映给了教育部，目前得到的回应是，延续“不转专业”的政策。
笔者想采访赵齐峰，他婉拒了，在短信中回复说：“在这一问题上，我已没了发言权。但我仍想说，‘专项政策’很好，也很感谢这政策。”